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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朋朋先生:从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的方式看汉文教学

来源:中国网络通讯社 发布时间:2021-01-31

从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的方式

看汉文教学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

張朋朋

北京語言大學

明中叶开始,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又由西方传遍整个世界,至今生生不息。中国文化是以何种方式传播到西方的?为什么当时中国文化能够传播到西方?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的方式说明了什么?回答这些问题,对于我们认识到底什么是中国文化以及如何进行汉文教学才能传承和传播中国文化,具有现实意义。

什么是文化?

人类创造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西方的“culture”一词译作“文化”。“culture”本义是“耕作”和“种植”,西方人把耕作和种植也看作文化活动,所以西方人认为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是“文化”。中文“文化”一词,“文”指文字,“化”指变化,“文化”是指学习文字得以教化,而文字记载人的思想,在中国把知书达理之人称为文化人,中国的文化观认为文化是只指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

什么是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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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的文化观,中国文化是只指中国人创造的精神财富,而精神财富是靠汉字记载的,中国文化是汉字文化。文字是书写文章的,古人云“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中国人自古就知道人的思想是靠文章传之久远的。“文以载道”,因此,汉字文化是指记载着中国古代思想家和哲学家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千百年来,记载着孔子儒家思想的《四书》《五经》和老子道家哲学的《道德经》等汉文经典被中国人世代传承。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是人的信仰,中国文化就是中国人信仰的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学。

中国文化是以何种方式传播到西方的?或者说,中国的汉文经典是以何种方式传播到西方的?

中国汉文经典是通过翻译的方式传播到西方的,而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费正清认为来华传教士扮演着先锋和核心的角色。费先生的观点是符合事实的。

根据史料记载,最早把孔子的儒家经典《四书》翻译成拉丁文的是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但译文只是被人带回意大利的手稿。最早把《四书》部分内容的拉丁文译文刊印出的是另一位意大利传教士罗明坚。1662年江西建昌府刻印了一本拉丁文书,书名为《中国的智慧》,书中有《论语》和《大学》的译文,译者殷铎泽也是意大利传教士,这是《论语》第一次正式译成拉丁文出版。而后殷铎泽又翻译了《中庸》并于1667年和1669年分别刻于广州和印度果阿。

使中国的孔子学说在欧洲如日中天的是1687年奉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之命由柏应理、殷铎泽等几位传教士合编的《中国哲学家孔子》一书的拉丁文译本在巴黎正式出版,此书汉文标题是《西文四书直解》。此书的出版使欧洲学者开始关注中国,当时不少读过此书的欧洲学者尊孔子为天下先师,称孔子为道德与政治哲学上最博大的学者和预言家,德国著名学者莱布尼茨看过此书后在给友人的信中就写道“今年巴黎曾出版孔子的著述,彼可称为中国哲学之王者”,由此,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不久此书又出版了法英文译本,进一步扩大了孔子学说在欧洲的影响,使更多的欧洲人了解了中国文化。

在众多翻译汉文经典的西方传教士中不应忘记的还有被称为汉籍欧译三杰的英国人理雅格、法国人顾赛芬和德国人卫礼贤。

理雅格受英国伦敦教会派遣来华,后回国任牛津大学汉学教授,他从1861年到1882年间先后出版了他用英文翻译的七卷本巨著《中国经典》,内有《四书》《五经》《道德经》等几乎全部汉文经典。

顾赛芬一生大多居住在河北献县天主教堂,他也几乎翻译了全部儒家经典,涉及之广,数量之多,达到惊人程度,从1895年到1916年先后出版了以拉丁文和法文两种文字翻译的《四书》《诗经》《书经》《礼记》《春秋左传》和《仪礼》。

卫礼贤在青岛传教,被称为20世纪德国最重要的汉学家之一,因为他从1910年到1930年间先后出版了他的《论语》《道德经》《列子》《庄子》《孟子》《中庸》《大学》《易经》《吕氏春秋》《礼记》等几乎全部汉文经典的德文译本。

来华传教士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后,西方出现了不少专业汉学家,世界上不少知名大学在传教士的建议或直接参与下都先后建立了汉学研究机构,从此,汉学在西方教育体系中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

总之,来华传教士中有相当多的人是把全部身心和毕生精力都投入到了研读和翻译孔子的儒家思想和老子的道家哲学等诸多汉文经典之中,他们确实充当了把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的先锋和核心角色,实事求是地说,没有这些来华传教士,当时中国文化是不可能传播到西方的。

为什么西方传教士能把汉文经典翻译成西文?

把汉文经典翻译成西文,传教士除了具有西文能力以外,还要具有能读懂汉文经典的能力。而要获得这种能力,早期的传教士确实遇到了很大困难,因为没有专门为外国人开设的学校,也没有现成的供外国人使用的教科书和工具书,因此,早期的传教士,如利玛窦、罗明坚、郭居静等都把相当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研习汉文文法和编写汉西字典之中。但是当有了专门的学校和供外国人使用的教科书以及文法书和工具书后,一般的西方来华传教士不用很长时间就能获得读懂汉文经典的能力,就能从事汉文经典的翻译。翻译的文本之丰富和参与的传教士人数之多就是一个证明。很多西方传教士不用很长时间就能获得读懂汉文经典的能力,这说明汉字和汉文并不难学,法国著名汉学家雷慕沙在其专著《汉文启蒙》中对西方人学习汉字和汉文是这样说的:

汉文文法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不需要过细的描述,汉文的困难被夸大了,学习汉文并不比其它文字难,人们从此书中可以看到这点。

汉字被认为要花毕生精力学习的,这是人们的一种偏见,人们感到汉字难学是源于这种文字系统的奇特和汉字数量的庞大。其实,成千上万的汉字并不可怕,因为大多数汉字是不常用的,一个人只要掌握了两千多汉字,看书就没什么障碍了。汉字的字形确实很奇特,但如果我们会分析字形,汉字是很容易记住的,他们的字典编写得很清楚,也很有规律,所使用的方法是令人赞叹的。

现在我不再认为获得阅读汉文的能力是需要花毕生精力的事,其实,学两到三年就可以阅读汉文文献了。

雷慕沙并不是仅通过理论上分析得出的结论,而是有切身体会的,是用自己亲身学习的实践证明的,因为他本人就是在短期内获得了很高的阅读汉文经典的能力,他是使用由传教士编写的教科书和工具书在巴黎学习汉文经典的,23岁时就发表了《中国语言文学论》,25岁时就以研究中国医药论文获得了巴黎大学博士学位,年仅26岁就成了当时法国最高学术机构法兰西学院的第一位汉学教授。

著名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和雷慕沙有同感,他来中国前只学了两个月汉语,也只在中国学习和逗留了两年,可是他在不长的时间里也获得了中国语言和文字能力并在学术研究上获得了很高成就。因此,他在《中国语和中国文》一书中这样讲:

一个外国成年人经过一年的学习,要熟悉两到三千汉字并不见得有如何困难。

我们熟悉了几百个最普通的独体字,就得到了各种合体字里常见的分子,因此,要学习新字,只需学习这些新字里包含的分子,就像是学习西洋文字用字母拼写一样知道怎么拼写新字。

可见,大量汉文经典之所以能被如此多的西方传教士翻译成西文,使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说明中国的汉字和汉文并不是难学的,不是只有极少数高智商的西方人可以学习,而是一般的西方人都能学习。

为什么有如此多的来华传教士要把汉文经典翻译成西文?而且还把这项工作作为了自己毕生的事业?

因为学习了汉文经典的西方传教士几乎都产生了强烈的翻译欲望,或者说,他们都产生了希望将中国文化介绍给他们远方同胞的强烈愿望。理雅格的英国家人曾对他以全部精力翻译和介绍中国的汉文经典一事感到不解,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讲道:

中国人拥有值得珍视的文学,而且极不寻常的是,他们是一个有教养的,甚至是一个热心阅读的民族。他们的文明与我们极为不同,但他们早已经摆脱了野蛮和愚昧。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以及一些更为现代的帝国兴起又衰落,但是中华帝国依然耸立。在它的国民中一定存在着某种伟大的德性和力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学术精华开发得像中国那样,而且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人那样如此高地看待和尊重他们的学术。

美国传教士卫三畏是在耶鲁大学建立美国第一个汉学研究所的创始人,他在《中国总论》中对孔子学说这样评价:

孔子哲学最大的特点是对尊长的服从以及温和正直地和同辈人交往。孔子认为政治的清白必须建立在个人正直的基础上,在他看来所有进步的开始都蕴藏在“认识自我”之中,毋庸置疑,他的很多思想是值得赞扬的,就是与希腊和罗马圣人的学说相比,他的作品也毫不逊色,并在两个方面大大超出:一是其哲学被广泛应用于他所生活的社会,二是其哲学突出的实用性。

有比较才有鉴别。理雅格、卫三畏等西方传教士了解西方文化,是具有文化鉴赏力的人,他们来华的使命是传播西方文化,最初是以居高临下的态势俯视世界的,但当他们学过中国的汉文经典后高傲的西方人被中国文化深深震撼了,他们觉得在中国发现了一座其价值可与古希腊圣人比肩甚至有过之的文化金矿,从而激发了他们开发和利用这一金矿的极大热情。

西方传教士来中国是来传播《圣经》,传播西方文化的,是向中国人传播西方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是要把西方人的信仰传播到中国,结果却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了西方,把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学传播到了西方,或者说,把中国人的信仰,中国人对待人生的态度和观察万物的方法传播到了西方,这是西方人始料不及的。西方人传播他们的文化是主动的,中国人是被动接受的,而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不是中国人主动推广的,是西方人自愿接受的,是西方人主动把中国文化传播到了西方。

世界文化是多元的,交流是双向的,创造不同文化的人都会认为自己的文化具有普世价值,本文不想讨论文化有没有普世价值,但我认为一种有价值的文化至少应该是能被其他民族自愿接受并在世界上广为传播的,中西文化的交流方式说明,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是更有价值的。

本文强调“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中国文化能传播到西方,前提是来华传教士能学到汉文经典。因为当时中国的教育是让孩子读经,所以希望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字的每个来华传教士都能学到,或者说,也只能学汉文经典。换句话说,如果中国教育不让孩子读经,来华传教士也就学不到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学,那么中国文化传播到西方的历史画卷也就不存在了。

历史是没有如果的,但为什么我要提出这种假设呢?

因为这种假设在中国发生了。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靠船坚炮利打败了中国,从而导致中国发生了变革,辛亥革命中国人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为了把落后的中国建成一个不再被列强欺辱的西方式强国,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1920年9月下令小学取消“读经”,改用白话文编写的国语教科书。取消“读经”给中国带来了严重后果。

今天来中国的外国人已学不到汉文经典了,了解不到中国文化了,中国文化也只能是由西方汉学家替我们传播了。这正常吗?取消少儿“读经”就是取消中国文化的教育,而取消中国文化的教育必然是让中国人从小接受西方文化的教育。时至今日,中国已有三代人不学汉文经典了,有三代人不了解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学了,有三代人不了解中国文化了。学习汉文经典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文化传统是一个国家的灵魂,是人的信仰,也就是说,我们中国有三代人已经没有中国人的灵魂了,已经不信仰中国文化了,难道这种现象不可怕吗?我们想过没有,有谁会相信由学习和信仰西方文化的人能把中国建成一个让全世界各国人民都尊重和放心的强国呢?因为世界的历史和现实都告诉世人,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强大后都是要侵略弱小国家的,都是要掠夺别国资源的。日本明治维新后就是因为学习西方成为了第一个东方强国,但强大的日本给世界带来了什么?是和平吗?不是,而是发动了侵略战争!有朝一日,崛起的中国真的成为一个强国,我们将拿什么让世人相信中国不会成为第二个日本呢?难道是拿西方文化吗?

让少儿“读经”不仅是如何进行汉字和汉文教学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把中国建成一个什么样的强国的大问题。因此,对这个问题,我们必须重新认识。

当年中国落后,有人用西方拼音文字和白话文与中国汉字和文言文相比,认为中国汉字复杂,难学,是落后的文字,认为“中国汉字是古代与封建社会的产物,已变成了统治阶级压迫劳苦群众的工具之一,实为广大人民识字的障碍,已不适合于现代的时代,”“文言文是死文字,死文学,白话文是活文字,活文学。”

不少中国的文化人对自己的文化失去了自信,西学东渐后,他们接受了西方文化,用西方人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来评价中国文化,认为中国文化是落后的,儒家思想是“吃人的礼教”,道家哲学是迷信邪说,汉文经典是封建糟粕的大杂烩,全盘否定了中国文化,于是有人就公开宣扬:“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20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6]在这种背景下,有人提出要改革汉字,改革教育,于是废除了文言文和取消了少儿“读经”。

今天我们要反思:中国落后真与使用汉字和文言文以及让少儿“读经”有关吗?

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年,今天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而这与改革汉字和废除文言文以及取消少儿“读经”有关吗?其实是无关的。因为改革开放前三十年,国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取消少儿“读经”,废除文言文,使用白话文,贯彻了“我笔写我口”“言文一致”的宗旨。结果怎么样?中国依然落后,而且国家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那为什么中国今天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是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政策,是由计划经济改为了市场经济,是促进经济发展,解放生产力的结果,是打开国门引进外国企业、资金和人才的结果,是让中国人走出国门去考察和留学,掌握了西方科学技术的结果。今天看得很清楚,清末中国落后挨打,是清政府腐败无能,闭关锁国所致,这与使用汉字和文言文以及让少儿“读经”没有必然联系,也就是说,当年推翻腐败专制,建立民主法制的国家和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是对的,但没必要改革汉字,没必要废除文言文,没必要废除“读经”。因为学习古文和使用文言文与读写白话文并不矛盾,少儿“读经”实际上不仅不影响读写白话文,反而会对读写白话文起到促进作用。

曹雪芹、鲁迅、钱锺书、毛泽东,甚至大力提倡白话文的陈独秀、胡适本人少儿时都是“读经”,都是只学古文,结果他们都兼有读写文言和白话两种能力,一举两得。曹雪芹的老师从来没教过他写白话文,但他却写出了白话文巨著《红楼梦》,鲁迅在三味书屋也没学过白话文,但鲁迅却成了白话文大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白话文不用教,这说明学古文和使用文言文与读写白话文并不矛盾,古文学得越好,读写白话文的能力就越强。“读经”不仅能传承中国文化,还能提高白话文的读写能力。鲁迅那一代文学大师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反之,取消“读经”,只学白话文,学生就成了半文盲和文化盲,不仅学不到中国文化,不能获得全面的汉文读写能力,而且白话文也写不好。今天就是让孩子学再多的鲁迅的白话文作品,他们也不可能写出像鲁迅那样的文章,因为鲁迅的写作能力不是通过学习白话文获得的,而是通过“读经”获得的。

为什么白话文不用教?为什么只学古文,可“一举两得”呢?

因为古文和现代白话文都是用汉字写的文章,汉字是沟通古今的,古文和白话文是共存的,《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大量小说就是明、清时期的白话文作品,古文和白话文是分不开的,古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中的每个汉字都会出现在白话文中,白话文读出来和说话一致,而人是自然会说话的,所以学习古文掌握了汉字的人自然就能读写白话文,白话文可以无师自通,当然就不用教。这也是为什么当年五四时期的读书人都会读写白话文的原因。

白话文不用教,难道当年的教育家不知道吗?为什么他们提倡教白话文呢?除了认为古文的内容落后外,另一个原因是,西学东渐后,中国引进了西方语言学,当时的教育家接受了西方语言学。西方语言学认为“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根据西方语言学的文字观,古文是古代汉语,白话文是现代汉语,古汉语已经死了,古文就成了死文字。根据“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的理论,就应该“我笔写我口”“言文一致”,于是接受西方语言学理论的中国学者和教育家就要“废除文言用白话”。也就是说,中国之所以发生文字改革和白话文运动以及取消少儿“读经”,是西方的语言文字理论在中国应用的结果。

中国的语言文字现象证明,汉字不是汉语的符号,汉字是书写文章的视觉符号,用汉字写的文章不是汉语,语言是当下的,文章是超越时空的,“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语言一时传,文章千古在,记载着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学的汉文经典就是通过少儿“读经”在中国代代相传的。汉字使中国文化没有中断,单凭这点就证明汉字不是落后的,而是先进的。改革汉字的理由是认为汉字复杂,谁都知道复杂的汽车比简单的马车先进,复杂的、功能强的工具才是先进的,怎么能把简单的文字看成是先进的,把复杂的汉字看成是落后的呢?这是什么逻辑!实际上,西方最著名的语言学家也明确表示“我们的研究只限于表音文字”,但中国语言学家却视而不见,而是迷信西方理论,把古文称为死文字,认为中国人学习古文和使用文言文的现象是畸形的。他们不是根据中国语言文字现象反思西方的理论是否科学,而是用西方的语言文字理论来改造中国的语言文字现象,改革中国的汉字和汉文教学,使西方的理论中国化。其实,中国的古文和文言文与白话文的关系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不是非此即彼,而是和谐共存,是功能不同,是各有各的用途。

汉字和古文是汉文的基础和源头,没有古文“以己之矛,克己之盾”,哪有现代白话文的“矛盾”一词呢?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因此,学习汉文当然要从源头学起,如果先学白话文,白话文和汉字教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让少儿“读经”,把古文放在基础和优先的位置符合汉字和汉文的教学规律。

儒家思想是人生观,讲如何修身做人,道家学说是世界观,讲如何看待世间万物,中国文化是教书育人的文化。因此,汉文经典自然应从少儿教起,从小让中国孩子知道你是从哪儿来的,祖先是谁,什么是中国人的精神和信仰,怎么做一个中国人。而且少儿记忆力最好,古文又短小精炼,所以让少儿“读经”,他们不怎么费劲就能打下坚实的汉文基础,从小就把中国圣贤的思想深深印在脑子里,终身不忘。美国汉学家卫三畏对中国少儿“读经”是这样评价的:

孔子的学说对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圣人的言论对其同胞的良好影响力之所以远远超过西方的圣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究其原因是因中国的教育是把教少儿识字读书与传授孔子思想和道家哲学结合起来的。

少儿“读经”不仅符合汉字和汉文教学的规律,而且把识字读书与传承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合为一体,把学习汉文经典作为人生的第一课,这种教育方式是聪明和智慧的,是非常合理和有效的,不仅是独特的,还是超越西方的。

为了把中国建成一个超越西方的中国式强国,为什么必须恢复少儿“读经”呢?

因为改革开放四十年说明,教白话文可以把中国建成一个强国,但建成的不是中国式强国了,因为把中国文化丢了。今天中国是强大了,但人无信仰,思想空虚,拜金主义,道德败坏,唯利是图,官员贪污腐化以及大气污染,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等问题都在中国出现了,而且还胜过西方国家。今天人们看得越来越清楚,如果用西方文化建国,把中国建成一个西方式强国,带给中国人民的将是灾难,带给世界人民的将不是和平,而是战争。

如何才能把中国建成一个超越西方的中国式强国呢?中国要在继承中国文化的基础上,“会通以超胜”。

“会通以超胜”是中国明代大学者徐光启接触到西方文明后提出的,“会通”是“融会”和“通晓”,“超胜”是“超越”和“胜过”,徐光启认为“欲求超胜,必先会通。”[9]中国人要想超越和胜过西方文明,首先要通晓中西两方面的文化及其科学技术知识,作为中国人先要了解自己的,然后再去了解西方的,在学习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去学习西方文化,然后创造出更好、更新的东西,而不是丢弃中国文化。而使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及其科学技术知识的最佳途径就是让少儿“读经”,因为中国文化在汉文经典中,不在白话文中,中国古代的医学、农学、建筑、水利以及天文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都是用文言文记载的。

徐光启主张中国人应“通晓”西方文明,不是拒绝,不是“固步自封”,而是学习和了解,“超越”和“胜过”就是比西方更好,徐光启能有“超胜”的思想,说明他不“崇洋媚外”,不迷信西方,他对中国文化是充满自信的,对中国的科学技术不是全盘否定的。我认为这种态度是正确的。

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是领先世界的,但近代在某些方面不如西方了,中国确实造不出飞机,造不出原子弹了,但就此,就认为西方文化优于中国文化吗?就能否定中国文化的价值吗?

不能!因为中国文化本来就不是造杀人武器的,中国被打败,是枪炮不如人,不是文化不如人,中国文化不是重“物”,而是重“人”,重精神,重修身,重教化,儒家思想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者爱人”,“和为贵”,“和而不同”,“四海之内皆兄弟”,“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都是让人做具有高尚情操,有道德,与人友好相处,积极向上的人。

道家哲学也是教化人,是让人知道“人”与“天”是“天人合一”的关系,让人知道万物是“阴阳相生”的,利害是一体的,有利必有害。

做人,正确地认识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认识世间万物,这与创造物质财富相比,哪个更重要呢?当然是前者更重要,因为是人使用科学技术,是人创造物质财富,只有品格高尚的人才知道正确地使用科学技术,才知道用科学技术造福于人类,反之,科学技术和所创造的器物是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器物有利,有弊,人只有认识到这一点,才知道怎样使用科学技术,才知道该创造什么样的器物,才知道兴利去弊。人类一分一秒也离不开空气和水,离不开“天”,如果不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用科学技术破坏人类基本的生存条件,人类都生存不下去了,创造再多的物质财富又有何意义呢?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文化观区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不重物,而重人,重教化人的原因,因为中国人知道物质财富是由人创造出来的。

中国人是在西方枪炮的威逼下被迫走上学习西方的道路的,其实,学习和通晓西方的科学技术对于重视读书和善于学习的中国人来说并不难,改革开放短短三、四十年,西方有的器物,我们中国人基本上都能制造出来了,但我们却把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智慧丢了,这样我们还能“超越”西方吗?因此,为了能超越西方,我们必须让少儿“读经”,把丢失的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智慧找回来,然后“会通以超胜”。

我通过研究汉字和汉文教学发现,可以沟通古今的汉字是超越西方文字的,汉文教学的方式也是超越西方的。因此,为了把中国建成一个超越西方的中国式强国,我们必须使用汉字,必须继承汉字和汉文教学的传统,因为汉字和汉文教学不是我们中国的劣势,而是优势。举例来说,西方人发明了计算机,但在计算机上录入汉字的速度却超越了西方文字。另外,汉字是世界上唯一没有被中断使用的文字,所以中国图书馆的汉文典籍是最丰富的。

我通过研究语言文字理论发现,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语言是听觉的,文字是视觉的,视觉的文字在传承和传播文化的功能上高于听觉的语言。西方语言学家没有认识到文字是视觉符号,而认为“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所以他们长期用文字材料研究语言,把“文法”当成“语法”。西方语言学理论虽然在逻辑推理上非常严密,分析得也头头是道,但其推理的基本概念却错了,他们把听觉的语言和视觉的文字混为一谈了。一旦西方人进行逻辑推理和逻辑分析的基本概念搞错了,整个西方语言学大厦就坍塌了。中国古人是区分语言和文字的,知道“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中国古人很早就研究文字了,但中国人并没有把文字学当成语言学,也就是说,中国人在语言观和文字观上也是超越西方的。

人的语言能力是自然生成的,而人的文字能力是使用人创造的工具的能力,根据字母文字研究语言的西方人却认为人的语言能力不是整体生成的,而是由音素合成的,西方人之所以产生合成论语言观不是孤立的,这与他们对人和自然的认识有关,西方科学是建立在西方哲学基础上的。什么是人?什么是自然?人与自然是什么关系?西方传统哲学对这些本原问题的看法与中国道家哲学是不同的。西方传统哲学认为我是主体,大自然是客体,是“主客二分”“二元对立”的,是“天人相分”的哲学,这种哲学的科学观认为整体是由部分合成的,而中国道家哲学是“主客不分”“阴阳相生”的哲学,是“万物一体”“天人合一”的整体论哲学,这种哲学认为生命体不是由部分合成的,而是在环境的作用下整体生成的,中国哲学是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命哲学。我认为中国道家哲学是超越西方传统哲学的,如果我们中国人用中国道家哲学去重新审视西方人在不同领域所建立的各种学科的基础理论,就像破解西方人的文字观一样,我们将能发现西方人对人和自然界的一系列错误认识,从源头上找到他们的问题,这样我们就有可能建立一种超越西方传统哲学的更高级的逻辑形式和科学观,从而创新理论,破解地球自然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军事和暴力冲突不止等世界性难题。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破解李约瑟之迷,才能认识到中国古代的医学、农学、天文、水利、建筑、数学等知识体系的真正价值,才能找到一条超越西方的生存之道和发展之路,实现对西方文明的全面超越。

结束语

“言而无文,行之不远”,中国文化是记载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学的汉文经典,只有让少儿“读经”,才能传承和传播中国文化。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是要把中国建成一个西方式强国,而是建成一个超越西方文明的中国式强国。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复兴中国文化。而复兴中国文化就必须让少儿“读经”,否则,复兴中国文化就是一句空话,因为只有让少儿“读经”,中国人才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中国人只有了解中西文化,才能“会通以超胜”,才能给子孙后代留下一个适合人居的生存环境。只有中国文化复兴了,中国文化才能在世界上广为传播,全世界人民才能携手来保护我们人类共有的家园。

参考文献:

《传教士与中国国学的翻译》,赵晓阳,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2010

《应加强对西方人早期汉语学习史的研究——兼论对外汉语教学史的研究》,张西平,2001

《中西文化交流先驱》,许明龙主编,东方出版社,1949

《汉学发达史》,莫东寅,文化出版社,1949

《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张国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1]ABEL-REMUSAT《ELEMENSDELAGRAMMA-IRECHINOISE》,《汉文启蒙》,1857

[2]高本汉《中国语和中国文》,张世禄译,商务印书馆,1933

[3]段怀清《传教士和晚清口岸文人》,广州出版社,2007

[4]顾钧《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5]《瞿秋白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6]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新青年》四卷四号

[7]张朋朋《文字不是表现语言的,而是表示意义的》,《汉字文化》2010年第4期

[8]顾钧《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

[9]徐光启,《历书总目表》,1631

作者:張朋朋先生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曾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瑞士日内瓦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等国外多所大学任教或讲学。

著述:《文字论》《集中识字》《部首三字经》《汉语语言文字启蒙》又名《字启蒙》(与法国白乐桑先生合著)

责任编辑:徐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