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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確保國家的文化安全?

——要用“中國文字學”指導“漢字和漢文教學”

北京語言大學 張朋朋

来源:中国新闻日报网 发布时间:2020-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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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中国文化的特质是孔子宣教的儒家思想,文化认同所产生的凝聚力是国家统一,长治久安的基石。今天中国的国家安全隐患主要不在国防安全,而在文化安全。因中国废除“读经”(读儒家经典)已百年,中国出现了文化断层。为了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我们要用“中国文字学”,而不要再用“西方语言学”指导“汉字和汉文教学”了。因中国文字学是由“读经”产生的,是服务于阅读汉文经典的;而西方语言学是不研究汉字的,近代中国引进“西方语言学”险些给汉字和汉文教学以及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造成灭顶之灾。

【关键词】确保  文化安全  中国文字学  读经  反思  西方语言学

中国文化的特质是孔子的儒家思想。两千多年前孔子所宣讲的仁、义、礼、智、信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和而不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重要滋养,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中国文化是海峡两岸以及全球华人共同的精神家园。文化认同所产生的凝聚力是国家统一,长治久安的基石,是中华民族面对外敌入侵和分裂国家的势力,同仇敌忾的强大精神力量。

中国经济和国防实力的迅速提高,外部力量对中国进行大规模武装攻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今天中国的国家安全隐患主要不在国防安全,而在文化安全。因为中国废除“读经”(诵读儒家经典)已经百年了,今天很多中国人没有接受过中国文化的教育,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文化断层。因此,国家的“文化安全”面临空前的危机。

如何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

无疑要复兴中国文化,而复兴中国文化就要从传承中国文化做起。那思想文化是如何传承的呢?是靠语言吗?不是,是靠文字。因为语言一时传,文章千古在。文字是记载和传承文化的最重要的载体,没有汉字就没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没有汉字就没有《道德经》和《黄帝内经》,也就是说,没有用汉字着成的汉文典籍就没有中国文化,没有汉文教学,中国文化是不可能传承至今的。

中国为什么出现了文化断层?钱穆先生在《国史新论》中指出“今天,我们东方人的教育,第一大错误,是一意模仿西方,抄袭西方。不知道每一国家每一民族的教育,必须有自己的一套。”我认为中国“自己的一套”就是用中国人自己创立的文字学来指导汉字和汉文教学,而“模仿和抄袭西方”就是用西方语言学理论来指导我们中国的语言文字教学。

为了传承中国文化,为了纠正教育上的错误,我认为,我们要用“中国文字学”,而不要继续用“西方语言学”来指导“汉字和汉文教学”了。

一、为什么要用“中国文字学”指导“汉字和汉文教学”?

因为“中国文字学”是由“读经”产生的,是服务于阅读汉文经典的。自中国人创造出汉字,中国就有了汉字和汉文教学。汉代“独尊儒术”,汉文教学要教儒家经典。最初教的儒家经典是用隶书写的,由于秦始皇焚书坑儒,先秦的儒家经典大多焚毁了,后来人们在孔子故里发现了用古文字书写的儒家经典(“壁中书”),但古文字和隶书在字形上区别较大,为了使人们读懂用古文字书写的儒家经典,汉代许慎对古文字字形进行了长期研究,于公元121年写就《说文解字》,总结了汉字造字法,提出了“六书说”(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创建了中国文字学。许慎的《说文解字》是研究汉字字形如何表意的。《说文解字》的问世促进了对儒家经典的诠释和教学,对传承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许慎为什么不研究语言,而研究文字呢?因为人听说语言的能力是在语言环境中自然生成的,不用教,孩子自然会说话,但人光会说话,不具有读写文字的能力,就是文盲,而国家需要读书人,所以中国古人非常重视研究汉字和汉文教学。许慎在《说文解字·序》中指出“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可见,我们中国文字学家很早就认识到了文字的重要性,认识到语言和文字的功能是不同的:听觉的语言一发即逝,而视觉的文字是超越时空,沟通古今的,是传承经典的。

中国人自汉代开始,是先教孩童识字,后教儒家经典《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以及诗、词、歌、赋。中国人先“识字”后“读经”,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使孔子的儒家思想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白话文出现后,为什么中国人不教白话文,还是继续“读经”?

因为白话文不用教,“读经”的人都具有读写“文言”和“白话”两种能力,是一举两得。清代出生的曹雪芹和鲁迅都是只学经典古文,但都成了白话文大师。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白话文不用教呢?

“汉文”是用汉字写的文章,古文和现代白话文都是用汉字写的文章。“汉文”是以汉字为基本单位,是“字本位”。古人造字,由独体到合体,由简单到复杂,为了表达更丰富的意义,造的字越来越多,汉字造到一定数量时,中国古人就不再造字了,而是根据汉字的造字原理,用已有的字造表示意义的两字词和多字词。也就是说,先产生的古文是汉文的基础和源头。没有古文的“以子之矛,陷子之盾”,怎么会有白话文的“矛盾”一词呢?“老师”的“师”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的“师”,“朋友”的“朋”就是“有朋自远方来”的“朋”。白话文中大量表示现代人文和科技方面的词汇:如数学、物理、化学、经济、自由、民主、科学、法制等是先由日本人翻译西文时用汉字造的,而后由梁启超那代留日学人引入我国现代白话文。也就是说,构成现代白话文词汇中的汉字都是源于古文的,因此,教了古文也就教了现代白话文的汉字。另外,古文不是古代汉语。中国音韵学告诉我们“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①]同一个汉字,先秦有先秦的读音,唐宋有唐宋的读音,今天有今天的读音,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人是用不同的语音朗读古文的,今天我们是用现代汉语的语音朗读“有朋自远方来”的。也就是说,学古文不是学古人说话,而是获得阅读古文的能力。因为教师是教孩子用现代汉语的语音来朗读古文的,而孩子自然会说话,白话文读出来和说话一致,会说话的孩子在古文中学了汉字后自然就能读写白话文,白话文可以无师自通,所以不用教。清代以前不教白话文,并不是说我主张今天也不用教以传授民主、法制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白话文,我要说明的是:把经典古文作为汉文教学的基础是符合汉字和汉文教学规律的。教古文和读写白话文并不矛盾,反而是教经典古文,既传承了中国文化,又使学生能在短期内快速获得全面的汉文读写能力,更有利于学生学习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美国著名汉学家卫三畏对中国这一传统的汉文教育给予了极高评价:

孔子的学说对中国人的心灵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中国圣人的思想对其同胞的良好影响力之所以远远超过西方的圣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究其原因是因中国的教育是把教少儿识字读书与传授孔子的儒家思想合为一体的。

可见,把教汉字和汉文与传承中国文化合为一体,让孩子把学习圣人的经典作为人生的第一课,这种教育是聪明、智慧的,是合理、有效的,不仅是独特的,还是超越西方的。

汉字和用汉字记载的孔子的儒家思想还传播到了韩国、日本、越南并被这些外族人自愿接受,形成了以汉字和汉文为媒介的“汉字文化圈”。

因为中国传统的汉文教学是教经典古文,才使明、清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学到了儒家思想和道家哲学,他们不仅对中国文化给予高度评价,还自愿把汉文经典翻译成西文,使中国文化传播到了西方,使西方人知道了孔子和老子。他们还在西方建立了汉学,使中国文化传播到了全世界,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文化传播到东亚和远播到欧美是被外族人自愿接受的,这种传播方式说明:中国文化是具有普世价值的。

二、不要继续用“西方语言学”指导“汉字和汉文教学”了!

为什么我提出,不要继续用“西方语言学”指导“汉字和汉文教学”了?因为长期以来指导“汉字和汉文教学”的理论已不是“中国文字学”,而是“西方语言学”了。

西方语言学认为“文字表现(代表)语言”[③]“文字是语言的符号”[④]“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⑤]于是中国语言学家就认为“白话文是现代汉语”[⑥]“古文是古代汉语”[⑦]。认为古文是古人说的话,今人怎么能学古人说话呢?因此,中国语言学家主张废除古文,要“我笔写我口”,怎么说话就怎么写文章,像西方一样使用“言文一致”的白话文。因此,长期以来,我们大陆小学主要教白话文,多年没教经典古文了,很多人是半文盲,文化盲,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出现断层。对外教学方面,也是只提教“汉语”:如“对外汉语教学”、《基础汉语课本》、《实用汉语课本》,不提教“汉字和汉文经典”,虽然我们在国外建立了孔子学院,其实并没教“儒家经典”。

根据西方语言学理论观察中国的语言文字现象,中国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认为“中国人的语言生活是一种畸形现象,嘴里说的是方言,笔底下写的是文言,两不相干?”[⑧]于是中国语言学家就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全面改造中国的语言文字现象。

中国语言学家不仅主张教白话文,还要把汉字改成表音文字。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第一任所长罗常培就认为“新的拼音文字方案必须在语音学的科学理论指导下进行设计,才会是科学的,完善的文字,”[⑨]于是中国语言学家就根据普通话用拉丁字母设计出了取代汉字的《汉语拼音方案》。使用拉丁字母文字要会说普通话,因中国语言不统一,暂不能用拉丁字母文字取代汉字,只能先简化汉字,于是他们提出了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推广普通话、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简化汉字。也就是说,他们把汉字判了死刑,要缓期执行。2000年中国语言学家把中国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写进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要用法律手段保障他们实现中国文字改革的最终目标。

令中国人没想到的是,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汉字没灭,但国家富强了,普及了基础教育,消灭了文盲。因此,“汉字亡国论”“汉字落后论”“中国文化落后论”不攻自破了。今天中国人明白了,过去中国文盲多,并不是因汉字难学,而是经济落后,孩子没有上学的机会。过去科技落后,并不是汉字落后,而是因闭关锁国。今天中国人明白了,封建独裁统治是应该被批判的,但因历代帝王尊孔并用儒家思想治国就全盘否定儒家思想是不对的,正确的态度是:“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我们应对儒家思想的价值给以充分肯定。今天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字和文化又找回了自信。《人民论坛》发表专栏文章“中国的文字自信”是“文化自信的根基”。今天中国人意识到中国出现了严重的文化断层,中国有被外来文化同化的危险,文化认同面临空前危机,于是很多有识之士呼吁要“复兴中华文化”。2018年9月26日中国教育部下发了一个重要文件《中华经典诵读工程实施方案》,称这是固本工程、铸魂工程和打底色工程。

文件是下发了,但实施了吗?

没有。今年九月开始使用的新编小学《语文》第一课还是白话文《上学歌》。教材编写思路还是教白话文,应做为基础的“中华经典”成了课外读物。对外教学方面,虽然由“对外汉语教学”改称“汉语国际教育”了,但还是不提教“汉字和汉文经典”。

作为固本的、铸魂的、打底色的“中华经典”怎么成了课外读物呢?这样怎么能传承和传播中华文化呢?为什么“经典诵读工程”不能实施呢?原因是制定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是中国语言学家,而中国语言学界对西方语言学理论和在这一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并没有进行深刻反思,见最近在京召开的“海内外中国语言学者联谊会”的总结发言:“70年的中国语言学支撑了国家语言规划的实施,”“早年支持国家完成了推广普通话、简化汉字、制定并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等语言文字工作的‘三大任务’。”[⑩]这样的发言说明:中国语言学家至今不承认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是错误的。居然把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看作是他们的“成就”。这简直令人震惊!难道中国应该把汉字改成拉丁字母文字吗?中国应统一语言,还是应统一文字?今天都进入计算机时代了,呈现字形的主要方式已由“书写”变成“打字”了,汉字“书写难”问题已不存在了,中国还应推行“简化字”吗?难道还让海峡两岸和全球华人不“识同文”吗?这利于国家统一吗?汉字字形是有理据和文化的,简化汉字破坏了字形的理据性和文化性,继续推行“简化字”有利于中华经典诵读吗?中华经典是用汉字书写的,废除“汉字”是从根上毁灭中国文化。因此,废除“汉字”比废除“读经”更危险,这是真正要革“中国文化”的命呀!目前中国语言学家集体发声:还坚持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这说明中国的文化和文字的危机并没有解除。为了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真正的中国人不仅要坚决反对文字改革的“终极目标”,也要否定其阶段性的“三大任务”,否则,何谈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的理论基础是西方语言学,目前西方语言学理论已成为“复兴中华文化”的最大障碍。因此,我们必须对西方语言学理论进行反思:从西方引进的语言学到底是不是一门“普遍、通用”的学说?

首先要质疑的是:西方语言学认为“文字表现(代表)语言”“文字是语言的符号”“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这一文字观指的是“汉字”吗?白话文是现代汉语吗?古文是古代汉语吗?

西方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认为“只有两种文字体系:表意体系和表音体系。”“汉字是表意体系。”[11]“对汉人来说,表意字和口说的词都是观念的符号。在他们看来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汉语各种方言表示同一观念的词都可以用相同的书写符号。”[12]索绪尔在其代表作《普通语言学教程》中明确指出“我们的研究将只限于表音体系,特别是只限于今天使用的以希腊字母为原始型的体系。”[13](原文为:Nous bornerons notre étude au système phonétique,spécialement à celui qui est en usage aujourd’huiet prototype est l’alphabet grec.)

也就是说,西方语言学的文字观指的是“表音文字”,并不是中国的汉字。索绪尔建立的西方现代语言学是不研究汉字的,他认为汉字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表示意义的符号,但中国老一代的语言学家却接受了表音文字的文字观。

吕叔湘认为“代表语言,也就是能读出来,这是文字的本质。”

中国语言学家认为汉字是汉语的符号,是把表音文字的文字观套在了汉字头上,而汉字不是表音文字,是“表意文字”,汉字的本质是字形,是以“形”示“意”。

字形是视觉的,语音是听觉的,语音和字形是有联系的,汉语有多少方言,汉字就有多少读音,因此,字形和语音的联系是不固定的,是随着语音的变化而变化。学过文字的人看到字形可以读出语音,也可以听到语言写出文字,这是语言和文字通过人脑进行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的现象,因此,汉字不是汉语的符号,是表示意义的视觉符号。汉语是包括普通话在内的多种方言的总称,中国人讲多种方言,但使用一种文字,因此,汉文不是汉语,白话文不是现代汉语,古文也不是古代汉语,而是汉文的基础。

今天我们要反思的是:不研究中国“汉字”的学说是一门“普遍、通用”的学说吗?当然不是。索绪尔把汉字排除在外,还称自己讲的是《普通语言学教程》,这不是典型的欧洲中心论吗?西方语言学是不研究“汉字”的,我们怎么能用不研究汉字的学说指导“汉字和汉文教学”呢?汉字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没有汉字就没有中国文化,用汉字记载的儒家思想是中国的文化长城,废除“汉字”和废除“读经”,这不是自毁长城吗!

西方现代语言学是不研究汉字的,那中国为什么会引进西方现代语言学呢?为什么中国语言学家会接受表音文字的文字观?西方语言学是怎么取代中国文字学的呢?

清末,“西学东渐”,中国引进了西方很多学科,其中就有西方很重要的一门学科“语言学”。因为清末中国被西方列强打败,不少中国人认为中国的一切,包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和汉字都是落后的,不科学的。因为中国传统文化是靠“读经”传承的,所以他们掀起了一场以尊“白话”废“文言”为宗旨的白话文运动。他们不仅废除了“读经”,还要把汉字改成像西方一样的表音文字,认为“汉字不灭,中国必亡”。而此时引进的西方语言学正好在文字理论上为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于是接受西方文字观的中国语言学家成为了废除“读经”和改革“汉字”的中坚力量,西方语言学也就取代了中国文字学,成为了制定国家语言文字政策的一门重要学科。

理论和实践证明:西方语言学并不是一门“普遍、通用”的学说。因此,我们就不要继续用“西方语言学”来指导“汉字和汉文教学”了,西餐厨师再高明也是不会包饺子的!由于中国语言学家至今坚持西方语言学的文字观,不反思白话文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还想继续推进文字改革,这对国家的“文化安全”构成了极大威胁。因此,为了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为了复兴“中华文化”,我们国家就不能继续让中国语言学家来制定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了!就不能继续让西方语言学理论来主导我们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了!否则,中华文化断不能复兴!

结语

综上所述,西方语言学不是一门“普遍、通用”的学说。这门不研究汉字的学说是当年我们国家在失去文化和文字自信时从西方引进的。在西方语言学理论指导下的中国的白话文运动和文字改革运动险些给汉字和汉文教学以及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造成灭顶之灾。今天我们呼吁:国家要用中国文字学取代西方语言学,恢复其原先的学科地位,要根据中国文字学理论修改《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用法律手段保障我们用“中国文字学”指导“汉字和汉文教学”,只有这样才能“复兴中华文化”,才能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信息时代,我们要用现代科技手段发展中国文字学,使中国的汉字和汉文教学插上计算机和互联网的翅膀,以实现中华文化的早日复兴。

参考文献:

顾钧:《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亚理士多德:《范畴论》,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64年版

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吕叔湘:《谈语言和文字》,《文字改革》,1964第1期

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版

见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张洁;搜狐网首页[文化],2019,7月25日        

[①]陈第(1541—1617):古代音韵学家,被称为中国研究古音的第一人。

[②]顾钧:《卫三畏与美国早期汉学》,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9年版。

[③]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7页。

[④]亚理士多德:《范畴论》,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5页。

[⑤]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3页。

[⑥]胡裕树:《现代汉语》,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⑦]王力:《古代汉语》,中华书局,1964年版。

[⑧]王开杨:《汉字现代化研究》,齐鲁书社出版社,2004年,第310页。

[⑨]罗常培、王均:《普通语音学纲要》,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5页。

[⑩]见中国社会科学网,作者:张洁;搜狐网首页[文化],2019年,7月25日。

[11]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0页。

[1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1页。

[13]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馆,1982年版,第51页。

[14]吕叔湘:《谈语言和文字》,《文字改革》,1964年,第1期。

[15]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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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朋朋先生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曾在巴黎东方语言学院、瑞士日内瓦大学、英国伦敦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等国外多所大学任教或讲学。

著述:《文字论》《集中识字》《部首三字经》《汉语语言文字启蒙》又名《字启蒙》(与法国白乐桑先生合着)

责任编辑:李峰